个人其实是自身利益的最佳维护者，通过对个人信息进行自我管理，是成本最小、效果最佳的选择。

他们具有独特而严格的一神教信仰，对于他们来说，《圣经》（旧约）就是约法，最高律法，生活行为的准则。根据基督教神学的理论，认信基督是个体性的存在事件，只要偶在的个体认信了耶稣基督作为自己的惟一救主，此个体的存在就具有了意义，对基督的个体认信跟随基督进人了那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国度{18}。

不但如此，他们还强调，必须将它与17世纪出现的现代自然思想区分开来。然而，在货币发明以后，一切情况都改变了。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6}200。一旦完成政治解放，确立政治国家，这个原则就赤裸裸的暴露出来。人的解放 兴起于启蒙时期的现代自然法思想[1]，奠定了现代法律思想的基础，提出了现代法律思想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还是先顾及个体的保存？洛克说，只要参照军队纪律的一般运用情况就能了然。{11} 可见，整个现代自然法思想的内在逻辑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例如，法国于1978 年通过的《计算机与自由法》明文规定，对个人信息的处理不得损及个人人格、身份以及私生活方面的权利，但个人信息与私生活保护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该法仍未予以明确［10］。

二者之间存在明显区别，在法律上对隐私权的法律规则进行细化，既有利于清晰界分二者之间的关系，保护人格权法内在体系的一致性，也有利于实现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而在我国，自《民法通则》制定以来，已经建立了人格权体系，隐私权只是其中的一种具体人格权。就隐私而言，其产生的价值基础就是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的保护。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对个人谈话进行处理，从中推测出个人的交友特点、生活习惯、个人偏好等信息，其就转化为个人信息。

尤其是，鉴于个人和企业地位之间的地位不对等，最终反而会使得企业不当收集、使用和移转个人信息的行为合法化，从而使个人的权利难以获得全面充分的保护［9］164 －166。虽然个人信息也可能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公共安全，但其主要还是一种私益。

正是因为隐私与个人信息之间存在诸多区别，所以，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中，应当将个人信息权单独规定，而非附属于隐私权之下。例如，随意散布个人病历资料，既侵犯了隐私权，也侵犯了个人信息权。只有明确了个人信息权的人格权属性，界定个人信息权的边界，才有可能为其在其他法律领域的保护确立必要的前提。虽然我国现行立法规定了隐私权的概念，但迄今为止仍未对隐私权的内容加以界定。

保护也是一种管理的模式，是治理无序状态的最佳选择。对于此种诉讼动力不足的情况，需要由国家公权力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去追究侵害人的责任，保护公共利益。这种立法与美国法上隐私权概念的开放性有关，即美国法采纳的是大隐私权的概念，其包括大陆法中的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等具体人格权的内容［7］，承担了一般人格权的功能，因此，在隐私中包含个人信息也是逻辑上的必然。也就是说，个人信息概念侧重于识别，即通过个人信息将个人识别出来。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普通的隐私权主要是一种消极的、排他的权利，但是资讯自决权则赋予了权利人一种排他的、积极的、能动的控制权和利用权。所谓的信息自决权( das Recht auf in-formationelle Selbstbestimmung) ，在德国法的语境中是指个人依照法律控制自己的个人信息并决定是否被收集和利用的权利。

目前，《刑法》已经对非法出售个人信息罪等罪名作出了明确规定，《网络信息保护决定》也对侵害个人信息所应承担的行政责任也有相应的规定，但是现行法律对侵害个人信息的民事责任尚未作出规定。就个人信息而言，它可能与隐私发生部分重合。

这一保护模式的特点在于: 第一，将个人信息权作为一种私权对待，并将此种权利的保护作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目的。第三，相较于个人隐私，个人信息与国家安全的联系更为密切。由此可见，欧盟个人信息指令所保护的个人信息也包含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院也往往采取隐私权的保护方法为个人信息的权利人提供救济[43]。第三，隐私权保护主要采用法律保护的方式，而个人信息的保护方式则呈现多样性和综合性，尤其是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对其加以保护（三）欧陆模式与英美模式之深层差异 欧陆模式下的检察官所要承担的客观义务要比英美模式更多。

否则，就有违其对真实性及公正性之义务。由于其并没义务要像欧陆的同行那样积极地采取各种措施和制度（比如检察官为被告人之利益而上诉）来保障对被告人的客观中立和司法正义，在本质上欧美模式下的检察官仍然是追诉之一造。

在纠问式诉讼模式下，法官居于主导的地位，其有权进行逮捕、讯问、调查及审判。虽然现代国际社会已几乎普遍废除这种控审合一的预审法官制度，但是我们在法国刑事诉讼程序中仍然可以看到侦查法官（预审法官）承担有一定的客观公正义务之端倪：预审法官的作用就是收集所有的证据材料，但是应当做到公正。

换言之，这种较弱程度的客观义务并没有让英美模式下的检察官诉讼角色有任何根本性的撼动，其仍然是作为诉讼一造之当事人。如日本井户田侃教授所称，在早期日本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其实存在着一个由检察官、警察和犯罪嫌疑人三者所组成的一个三角形的诉讼构造[6]，在侦查阶段的审前程序构造中，检察官高居警察和犯罪嫌疑人之上，扮演着一种类似法官一样的裁判者角色，其要在客观义务这一绝对正义的法则下对警察在侦查中的强制处分行为作出审查和裁决。

检察官的客观义务由此而成。广义的客观义务是以客观性为检察官履行职务的一般原则，要求检察官客观评价案件，公正履行职务，以欧美模式下的美国、英国为代表[2]。（二）英美模式 比较而言，英美模式下的检察官客观义务更多地来自于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纠偏。辩论是发现事实真相的发动机这样的法理并不能在控辩严重失衡的纠问式以及职权主义下有所发挥作用的空间，同时将一切客观真实的义务交由主导庭审的法官一方来进行，显然不能保证案件的客观真实，所以才必须由检察官在公诉的同时承担一定的客观义务。

刘兀群，单位为南京大学。模式   一、引言 检察官客观义务是指检察官为了发现案件真实，不应站在当事人的立场，而应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进行活动，既要注意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事实和法律，又要注意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事实和法律，要不偏不倚。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诉讼模式由纠问式向职权主义转变，侦查、起诉与审判的诉讼职能开始逐渐区分，早期欧陆国家设立了预审法官和审判法官，预审法官负责侦查，审判法官负责审判。其不仅是当事人，更需对被告有利之情况加以调查。

相反，英美模式下的检察官客观义务来自于对抗式诉讼下诉讼竞技的纠偏和修正，其理念并不是为了保障案件的客观真实。在这样的司法审查机制中，由于司法至上原则的确立，审判方高居控辩双方之上，检察官并不是站着的法官，而只是诉讼当事人一方。

我国作为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偏重职权主义模式，并且刑事诉讼追求实质的客观真实，做到犯罪事实都要查证属实以求不枉不纵和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目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英美模式下将检察官当事人化的做法，中国对此或许需要有所保留。要完成一项有罪判决，必须这两个机关（检察院与法院）均认为可罚。[3]在此背景下，这种客观义务就由早期纠问式审判中的预审法官转移至新设的检察官肩上。

这些都要求我国的检察官制在设计上以欧陆模式为基础，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积极有效地承担起客观义务，适当借鉴英美模式的有益制度，从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符合中国刑事诉讼司法实践的检察官制。在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作为革命之子，为了防止肆意专横的法官和警察国家的梦魇，欧陆诸国设立了专门代表国家公诉的检察官制，一方面作为侦查程序的主人以控制警察权力，另一方面作为法官裁判之把关者以限制审判权力的扩张。

在此诉讼程序中既无原告，又无被告之角色区分，而只有行使调查和审判权的法官以及该职权行使之对象（被纠问者）。中国属于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在检察官制的设计上，必须结合欧陆模式下检察官客观义务的特征，以此完善中国的检察官制。

在纠问式及职权主义下，必然要检察官作为准司法官承担起客观义务，检察官和法官一起在刑事诉讼的流水线上一同把关，以保障客观真实和不枉不纵。直到进入20世纪前期之后，在纯粹当事人主义和极端对抗式的诉讼模式下，拥有国家权力的控诉方和私人辩护方之间实力越来越悬殊，为了防止在形式平等下出现实质不平等，出于天平向弱者倾斜的法理，英美模式下的检察官也开始承担起部分的客观义务来。